与书法在中国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是承载中华文明的两艘大船，都融入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哲学、养生之道和处世境界。宋代苏东坡最爱茶与书法，司马光便问他：“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从陈，君何同爱此二物? ”东坡妙答曰：“上茶妙墨俱香,是其德也；皆坚，是其操也。譬如贤人君子黔皙美恶之不同，其德操一也。”这里，苏东坡是将茶与书法两者上升到一种相同的哲理和道德高度来加以认识的，可见古代文人将茶与书法融合在一起，磨砺自己的品性。读关于茶的文赋诗词，神游于行文墨迹中，使人悠然忘世，心归于静，有一种“杯水如名淡”的意境。

1、 茶与书法的发展
 汉字产生初期只是作为一种记事手段，东汉崔瑗《草书势》云：“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古代许多信札、碑文、书稿等，现在看来大都是很好的书法作品。汉字由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并由实用逐步发展为一门能够抒情写意、具有独特魅力的艺术。历史遗留下来的书法作品，都是一种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与此同时，它还可作为其他学科资料的一种补充。

 茶的产生也是缘于实用。茶叶最早以药用为主，到三国、两晋时期，饮茶之风渐盛，尤其是文人雅士品茶、论茶，逐渐将饮茶融入他们的艺术活动，与诗词书画等艺术形式相互渗透，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到唐以后，出现了茶宴、茶会等文化形式。文人雅士在品茶之余，或把卷清谈，说古论今，或吟诗作赋，欣然命笔，或挥毫泼墨，寄情书画。茶的功能也由实用上升到了一种精神的享受和审美的需要。茶与中国传统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茶被世人誉为“国饮”，书法被视为“国粹”。在茶和书法的发展过程中，它们相互影响，相互融台，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茶和书法珠联璧合，可以追溯到汉代之前，《汉印分合韵编》中有多种写法的荼字。又据报载，曾在湖南长沙魏家大堆4号汉墓出土有古文物石质“荼陵”（即今湖南的茶陵)官印一枚。说明茶作为艺术的表现内容至少在两千年前就登上了书法的大雅之堂了。茶助文思，文人爱茶，其中书法家更是数不胜数，从颜真卿、怀素、苏东坡、黄庭坚到倪云林、徐文长、郑板桥、吴昌硕，他们都以优美的诗文、精湛的书法写茶、赞美茶，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唐代是书法艺术盛行时期，也是茶叶生产的发展时期。书法中有关茶的记载也逐渐增多。唐代狂草书家怀素和尚的一幅著名的信札《苦笋贴》中曰：“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全帖虽只有十四个字，但通篇章法气韵生动，神采飞扬。从中可以看出怀素对茶的渴望心情。

 与怀素的身世和性格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的另一位书法大家也是酷爱书法，崇茶爱茶，此人便是《僧怀素传》以及《茶经》的作者，“茶圣”陆羽。年幼聪慧的陆羽被河南尹李齐物赏识并资助其到邹夫子别墅读书。隐士邹夫子书法宗晋朝《书圣》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陆羽拜师苦学达四五年之久，笔酣墨饱，初显才华。上元初，陆羽“更隐苕溪”。为了创研茶学，他常年深入浙江、江苏广大茶区访茶问泉，以求真知。但因囊中羞涩，常借宿寺院。适逢苏州永定寺修缮大殿，上座慕名请他题写匾额。他酝酿片刻，饮了一杯浓茶之后，书意勃发，欣然命笔，如疾风骤雨般地写下了《永定寺》三个笔力雄健、气势磅礴的大字，因而名噪遐迩。有一次张志和与陆羽等一起畅谈，陆羽问张志和“孰与往来者?”张志和则答“太虚为室，明月为烛，与四海诸公共处，未尝少别也，有何往来”。认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是恬淡、寂寞、虚空、无为。他的道家思想对陆羽以后整合“大唐茶道”有所启迪。陆羽与书法“颜体”创始人颜真卿交往甚密，常聚首赋诗品茗，切磋书法艺术。陆羽在《论徐颜二家书》中评颜真卿和徐(浩)吏部的书法之别时言道：“盖以徐得右军皮肤眼鼻也，所以似之；颜得右军筋骨心肺也，所以不似也。”陆羽这段论述，寓意深远，富含哲理，阐述了学习要掌握形似与神似的辨证关系；要学中有创，推陈出新，这样才能使艺术富有生命力。陆羽在惊闻怀素辞世噩耗后怀着悲痛撰写了《僧怀素传》，传中论述的古钗脚、屋漏痕、壁拆路的精巧比喻，启迪了后来书家对运笔妙法的领悟，至今还为书法家们津津乐道，对书法创作和理论产生着重大影响。纵观陆羽一生中的种种成就，无疑当推《茶经》为首，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完全可以认为陆羽还是一位有造诣的书论家。
　　
 宋代可谓茶人迭出，书家群起，无论在中国茶业和书法史上，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茶叶饮用由实用走向艺术化，书法从重法走向尚意。不少茶叶专家同时也是书法名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宋四家”之一的蔡襄(君谟)。蔡襄一生好茶，作书必以茶为伴。他改进了制茶工艺，采用更为细嫩的原料，制成精美细巧、价值黄金的小龙团(上品龙茶)。蔡襄不仅在制茶实践上有独到之处，更有一部影响甚大的理论著作《茶录》。《茶录》是对《茶经》的一个发展。而且，蔡襄的《茶录》书迹本身，便是一幅有名的佳作，历代书家多有妙赞。除此之外，蔡襄还有《北苑十咏》、《精茶贴》等有关茶的书迹传世。宋代《宣和书谱》对蔡襄书法作如是评论：“大字巨数尺，小字如毫发；笔力位置，大者不失缜密，小者不失宽绰。……尤长于行，在前辈中，自有一种风味。”

 唐宋以后，茶与书法的关系更为密切，有茶叶内容的作品也日益增多。流传至今的佳品有苏东坡的《一夜帖》和《啜茶帖》、米芾的《苕溪咏茶诗帖》、郑燮的《竹枝词》、徐文长的《煎茶七类》、汪巢林的《幼孚斋中试泾县茶》等都极负盛名。其中很多作品是在品茶之际创作出来的。至于近代的佳品则更多了。

2、 茶与书法的共性
品茶和书法同为文人雅事，在大的人文环境中，势必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气质等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很多茶人本身又是书法家，二者在操作要求、思想观念上必然会相互渗透，息息相通。

首先，两者都强调“得器”。器具的选择和使用对品茶和书法都非常关键。品茶讲究“精茶、好水、活水、妙器”。陆羽在《茶经》中详细介绍了28种茶器，从生火、煮荣、取水到饮用、清洗、蘸陈，完全配套，一应俱全。书法必需书房四宝：笔、墨、纸、砚。对水的运用可以说是二者最为精妙之处。明代张源《茶录》云：“茶者，水之神；水者，茶之体，非真水莫显其神。非精茶曷窥其体。”何为真水？陆羽则认为“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宋徽宗则在《太观茶论》中认为：“水以清、轻、甘、洁为美”。后人综合起来以“清、活、轻、甘、冽”为上。元代陈绎曾《朝林要诀》云：“字生于墨，墨生于水，水者字之血也。”古人研墨，要用新汲的水，要求新鲜、洁净。挥毫之际，笔墨中含水要适量，且不同的书体、不同的风格在创时笔墨中水的分量也各有讲究，使用得当才能扬长避短。

 其次，两者都强调“得法”。煎茶讲究茶、水、火、器四者相配。其难点在于煎水，水煎得好，才能保持茶性，煎出滋味。陆羽《茶经》中煮水有“三沸”之说，南宋李南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背二涉三”的水最佳，也就是煎过第二沸，刚到第三沸时渝茶最合适。还有品茶也要得法，做到“目视茶色，口尝茶味，鼻闻茶香，耳听荼涛，手摩茶器，可臻五美”。书法之“法”，亦颇为复杂。不但要求笔、墨、纸、砚相称，而且在创作中更要讲究笔法、字法、墨法、章法。一件好的书法作品，必须具备“神、气、骨、血、肉”缺一不可。这就要求书法家在书法创作时要将用笔的曲、直、露、藏，用墨的枯、湿、浓、淡，结体布局的疏、密、虚、实等方面和谐统一起来，融为一体。茶与书法，原本都是有着生命的孪生兄弟，他们都是等待着复活的生命，茶与书法都怕光线，所以必须全封闭；茶与书法都怕潮湿，受潮的茶与书法都会生霉，从而永远失去青春焕发的那一天；他们需要深藏不露[4]。

第三，两者都强调“得境”。首先是清幽雅致的客观环境，它往往令人神清气爽，怡然自得。因此，文人雅士常常将苓室和书房布置得极为雅致，为品茶或书法创作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剑桥大学为教授和学子们创造了环境优雅的茶厅，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放松心情张扬个性的环境，当一杯清幽的香茶下肚，思想与梦幻就像那叮咚的泉水汩汩地流淌出来[6]。难怪有人说，是“下午茶”喝出了英国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里的环境除了自然环境外，还包括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陶潜品着佳茗，写下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纯粹；曹雪芹闻着茶香，留下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落寞。蒲松龄设茶摊听说道，遂成《聊斋志异》。此外，茶与书法都需要平和的心境。多年以来研究茶道的学者、茶人提出和、清、寂、廉、俭、美、乐、静等是为基本精神。庄晚芳先生提出：廉俭育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人是中国茶德，即廉美和敬。陈香白先生在90年代初提出中国茶道的核心是和，意味着天、地、人三和，宇宙万物的有机统一和和谐，和谐是一种美的休现[7]。书家在创作时要志气平和，不激不励，才能心手双畅，达到“无意于佳乃佳”的艺术境界。东汉蔡邕云：“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茶陵派李东阳的书法艺术从颜真卿脱出，以工整稳健见长，淳和娴雅，不激不厉，李东阳的人格魅力和他在书法中所表现出来的气息相一致。单晓英的《李东阳及其自书诗卷》一文将李东阳的书法作品与其人格内蕴相联系，对李东阳的书法艺术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并且认为李东阳及其同时代的一批人共同开启了明代中叶书坛中兴之先河。
 
 茶文化和书法虽然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人文精神上一脉相承，但终因饮茶和书法品类不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很多差异。我们只有在深入理解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保持、发展各自的优势，相互吸取营养，取长补短，才能不断丰富自己的内涵，和谐发展。如何将茶和书法的意蕴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有待于我们不断探索。